阿兰达蒂·罗伊谈印度：瘟疫照亮了社会的遮蔽之物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印度著名左翼作家、知识分子阿兰达蒂·罗伊近日在《金融时报》上刊出《“大流行”是一个传送门》一文。在文中，作为印度知识分子，罗伊分析了“大流行”对印度的威胁，为它产生的次生灾难做了时间线的梳理和在场的报道式分析。此外，作为全球左翼知识分子的一员，她也分析了大瘟疫所揭露出的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并提醒我们，不要渴望回到“正常”，没有什么比回到“正常”更糟糕的了，我们需要把这场瘟疫看作一个传送门，从这里开始想象和抵达一个新的世界。本文版权归作者所有，《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经罗伊授权翻译刊发，以飨中文读者。

阿兰达蒂·罗伊，印度作家、社会活动家、左翼知识分子，著有《微物之神》、《极乐之邦》

文｜阿兰达蒂·罗伊

译｜伍勤

谁还能继续用“病毒式传播”（gone viral）这个用语而不打个寒战？谁还能在看到任何东西时——门把手、纸板盒、一包青菜——不去想象它可能附着着那些看不到的，不死却没有生命的，带着吸盘的斑点，随时等待着吸附到我们的肺部？

谁还能想象不带恐惧地亲吻一个陌生人，跳上一辆公交车，或是把孩子送到学校？谁还能想象享受那些普通的乐子而不去评估其风险？我们中的谁在现在没变成一个侃侃而谈的流行病学家、病毒学家、统计学家或预言家？又有哪一个科学家或医生没在暗自向上苍祈祷奇迹发生？哪一个神甫没有（至少是偷偷的）向科学俯首称臣？

甚至在病毒正大肆扩散的同时，谁又能不被城市里突然多起来的鸟鸣，十字路口跳舞的孔雀，和天空的寂静所震撼？

本周全球病例已逾百万，超过50,000人死亡。预测表明，这一数字将激增至数十万，甚至更多。病毒沿着贸易流通和国际资本流动的道路自由穿梭，它在苏醒时带来的可怕疾病已经将人们锁在自己的国家，城市和住宅中。

但是与资本的流动不同，病毒寻求的是繁殖扩散，而非利润，因此它在某种程度上不经意地改变了流动的方向。它嘲笑了移民管制、生物识别技术、数字监控和所有其它类型的数据分析，并且迄今为止对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打击最大——使资本主义的引擎在剧烈的震动中停了下来。这停止也许仅仅是暂时的，但这时间足够我们检查引擎的零件，作出评估，并且决定是否我们还要帮忙修复它，还是另寻一个更好的引擎。

对付“大流行”的官僚们喜欢谈及战争。他们甚至不是把战争用作隐喻，而是按照字面意义使用。但是，如果这真是一场战争，有谁会比美国准备得更充分呢？如果前线的战士需要的不是手套和口罩，而是枪支、炸弹、潜艇、战斗机和核弹，是否还会有短缺？

一个夜晚又一个夜晚，几乎绕过半个地球，我们中的一些人以难以解释的痴迷观看纽约州州长的新闻发布会。我们追踪着美国的数据，听那些不堪重负的医院中，报酬过低却过劳的护士们不得不用被丢入垃圾桶里的床单被套和旧雨衣为自己做口罩，冒着一切风险救助病人的故事；听各州被迫为了抢购呼吸机而竞争，医生陷入该给哪个病人上呼吸机而让哪个自生自灭之困境的故事。然后我们对自己说：“天呐！这就是美国！”

这场悲剧急迫、真实、沉重，在我们眼前铺展开来。但它不是新鲜事。这具火车的残骸，已经沿着轨道加速行驶多年了。谁能不记得那个“把病人踢出去”的视频——那个病人仍然穿着病号服，光着屁股，被不动声色地踢出医院，扔在街角。美国的医院太经常对不够富裕的公民关闭大门了——不管他们病得多么严重，正遭受着怎样的痛苦。

但现在不会了。因为在病毒时代，穷人的疾病会影响到社会中富裕阶层的健康。然而直到现在，主张全民医疗服务的伯尼·桑德斯，仍然被视为白宫的“局外人”——甚至他所在的党也是这么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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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的国家？我的贫穷-富裕的国家，印度，这个在封建主义与宗教原教旨主义之间，种姓制与资本主义之间徘徊的国家，这个被极右翼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们所掌控的国家，又怎么样呢？去年12月，当病毒在中国武汉爆发时，印度国会刚刚通过了厚颜无耻的歧视穆斯林的公民法案不久，彼时正在应对这个法案所带来的大规模公民起义。

1月30日，印度报道了第一例新冠病例，仅仅在共和国日游行的尊贵宾客博索纳罗——那个吞噬亚马逊雨林的人，那个否认新冠病毒的人——离开德里的几日后。但是整个2月，执政党有太多事情要做了，以至于没有空档把防疫列入自己的时间表。这个月的最后一周要迎接特朗普的正式访问。特朗普被古吉拉特邦的体育场馆一百万观众的承诺所诱惑。这些要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

然后是德里的议会选举。印度人民党（译注：莫迪所在的党）像预料中一样输了，却引发了一场恶意满满、无拘无束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其中充满了肢体暴力和对“叛徒”的击杀。反正已经输了，因此要对德里的穆斯林施加惩罚。在警察的支持下，拿着武器的印度教徒暴民袭击了德里东北部工人阶级社区的穆斯林。房屋、商店、清真寺和学校被烧毁。那些预料到这场袭击的穆斯林予以反击。袭击中，包括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在内的死亡者有超过50人。

上千人搬去了在本地墓地中搭建的难民营。当政府官员第一次就新冠肺炎开会时，残损的尸体仍从肮脏的排水沟中被陆续拖出，而大多数印度人在此时才首次听说免洗消毒洗手液这样的东西的存在。

3月同样很忙。前两周忙于在印度中央邦以印度人民党政府取代过去的国大党政府。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新冠肺炎为“大流行”。两天后，印度的卫生部表示新冠肺炎“不是公共卫生的紧急状况”。

最后在3月19日，印度总理莫迪发表了全国讲话，他没做什么功课，仅仅借用了法国和意大利的剧本，告诉人们“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ing）的重要性（这在一个浸泡于种姓制的国家不难理解），并且呼吁在3月22日施行“人民宵禁”（people’s curfew）。他只字未提政府将在这场危机中做什么，但是他要求人民站在阳台上敲击锅底、摇响铃铛，向卫生工作者致敬。

2020年3月13日，印度新德里，地铁里戴口罩的候车的人们。新华社 资料

他没有提及的是，直到那一刻，印度依然在出口防护装备和呼吸机，而不是把这些急用医疗资源留给印度的卫生工作者和医院。

毫不奇怪，莫迪的要求得到了热烈的响应，敲锣打鼓的游行，社区舞蹈和行进的队列——没有什么“社会距离”可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人们跳入神圣的牛粪桶中，印人党的支持者们举办了饮牛尿派对。为了不被落下，许多穆斯林组织宣称真主是对付病毒的答案，并呼吁信徒到清真寺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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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晚8点，莫迪再次出现在电视上，宣布从午夜开始，印度将进入封锁。市场将关闭，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都将被禁止。

他说他不只是作为国家总理，同样也作为我们家中的长者而做出这个决定。谁能在没有做任何准备，仅仅提前4小时通知，并且不和任何将要应对这个状况的州政府商量的情况下，就封锁13.8亿人？他这种方式无疑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印度总理将他的人民视作需要在其意想不到的情况下“伏击”的敌对势力，不给予任何信任。许多卫生专家和流行病学家对莫迪此举表示赞赏。也许理论上他们是正确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没有一人会支持这种灾难性的毫无准备所造成的后果：这个全世界最大规模的、最残暴的封锁，恰恰成为了它本要实现的目标的反面。

这个喜欢大场面的男人创造了孕育更多大场面的条件。

整个世界震惊地注视着印度，印度在所有的耻辱中暴露着自己——她的残暴，她结构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她对苦难的无动于衷。

这场封锁就像一个化学实验，突然间照亮了本来的遮蔽之物。随着商店、餐厅、工厂和建筑工地的关闭，富人和中产阶级把自己隔离在封闭的殖民地中，我们的城镇和超级都市开始挤压出其中的工人阶级——那些外来务工者——就像挤压出不必要的结余。

大封锁后，步行回家的外来务工者

他们中的许多人被雇主和房东赶走，上百万贫穷饥饿的人，年轻人和老年人，男人和女人，孩子，生病的人，视障者，残疾人，没有任何地方可去，没有公共交通可以搭，就这样开始了他们返乡的长征。他们朝着不同的方向走了好多天，一些人就死在了路上。

他们知道回家仅仅是减缓饿死的进程。也许他们甚至知道，他们可能会携带这个病毒传染给家人，尤其是家里的老人。但是他们迫切需要些许的庇护感，容纳之所、尊严和食物。

在路上，一些人遭遇了警察的殴打和羞辱，警察正在严格执行宵禁。年轻人被迫蹲下，一路青蛙跳式跳下高速公路。在巴雷利（Bareilly）镇外，一群人被驱赶到一起，警察用水管向他们喷射化学制剂。

几天后，由于担心迁徙的人群会将病毒传播至乡村，政府甚至对步行者封锁了州与州间的边界。已经走了几天的人被阻挡，被迫返回他们才刚刚被迫离开的城市。

在年老的人中间，它唤起了1947年人口迁徙的记忆，那时印度分裂，巴基斯坦诞生。这次驱逐的不同在于，它并非宗教，而是阶级分化驱动的。即便如此，这些人也不是印度最贫穷的人。这些人有工作（至少在被驱逐前有），且有家可回。而那些没有工作的，无家可归的，和深渊里的人，仍然在原地，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在这场悲剧发生的很久之前，他们早已深陷困顿。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莫迪的副手）内政部长阿米特·沙（Amit Shah）没有在公众场合露面。

当长征队伍从德里开始出发时，我拿了我经常供稿的杂志的媒体通行证，开车前往德里和北方邦之间的边境上。

德里的宵禁

那场景是圣经般的。或者也不是。圣经不可能知道这样的数字。大封锁所强制实施的“物理距离”（physical distancing）导致了其反面——物理挤压（physical compression），在难以想象的规模之下。即便在印度的城镇和城市也是这样的。主要道路看起来是空的，但穷人被困在贫民窟和棚户区逼仄的住宅中。

每一个我采访的步行者都很担忧病毒。但是比起迫在眉睫的失业、饥饿和警察暴力相比，病毒在他们的生活中则显得不那么真实，不那么在场。在所有我讲过话的人中，包括几周前刚刚生还于那场仇穆袭击的一群穆斯林裁缝，有一个叫做Ramjeet的木匠的话尤其让我感到不安，他计划一路步行到尼泊尔边境附近的戈勒克布尔（Gorakhpur）。

“也许当莫迪决定这样做的时候，没人告诉他‘我们’的存在”，他说。

“我们”，指的是大约4.6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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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危机中，印度各州政府表现得更有心肠也更体谅人们的困境。工会、公民和一些集体开始分发食物和紧急配给。他们迫切要求经费，而中央政府的反应则很迟缓。事实证明，总理的国家救济基金（National Relief Fund）没有现成的现金——取而代之的是，好心人的钱涌入了一个有点神秘的“总理关怀”（PM-CARES）基金。接下来，带有莫迪肖像的餐盒开始出现。

此外，总理还分享了他的瑜伽睡眠（yoga nidra）视频，其中变形的、动画化的莫迪以梦幻的身体演示了瑜伽体式，帮自我隔离的人们应对压力。

这种自恋令人深深困扰。可能这其中某个体式可以是一个请求的体式，莫迪能够借助它要求法国总理允许我们撕毁那讨人厌的“阵风战斗机合同”（译注：“阵风军购案”是印度国防部从法国达索航空以78亿欧元的价格购买36架多用途战斗机，涉及利益输送，在印度是一个争议很强的政治话题），并将这笔78亿欧元用于迫切需要的紧急措施，以支持数百万饥饿的人。法国肯定会理解的。

封锁进入第二周，供应链断裂，药物和必需品供应不足。成千上万的卡车司机在高速公路上被困住，几乎没有食物和水。那些亟待被收割的农作物开始缓慢腐烂。

经济危机正在这里，政治危机也在持续。主流媒体已经将新冠病毒的故事收编进他们昼夜不停的仇穆战役。在宣布封锁之前，跨国伊斯兰教团体达瓦宣教团（Tablighi Jamaat）在德里举行过一次年度集会，事后那场集会被证实为“超级传播事件”。这件事被用来污名化和妖魔化穆斯林。整体的调子都在暗示是穆斯林发明了这种病毒，并且作为“圣战”的一种方式来故意传播。

新冠危机还没有到达印度。或许不会到达。我们不知道。如果它会来，在它到来的那一日，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应对它的将是宗教、种姓和阶级的普遍偏见。

今天（4月2日），印度有近2000例确诊病例和58例死亡病例。这个数字一定不准确，它基于少得可怜的检测。专家的意见千差万别，有人预测已经有百万例了，另一些则认为死亡人数会少得多。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危机的真实轮廓，即便在它已经击中我们的时候。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医院的挤兑目前还未发生。

每年因腹泻、营养不良和其它健康问题致死的100万儿童，成千上万的肺结核患者（占全世界的1/4），以及因严重贫血和营养不良、任何小病就足以致死的大规模人口，已经让印度的公立医院和诊所无力招架，这个系统不可能像欧洲和美国一样应对这场新冠危机。

医疗系统已经或多或少被征用于对付这个病毒。德里传奇的全印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肿瘤中心关闭了，几百癌症病人现在成为了“癌症难民”，他们像牛群一样被逐出医院，现在被置于医院外的道路上。

那些得了病死在家中的人，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的故事，他们甚至不会成为统计数字。我们只能盼望称病毒喜欢寒冷天气的研究是正确的（尽管其他研究者已经提出了质疑）。从未有人如此殷切和不理性地渴望着燃烧的、暴虐的印度夏天。

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是什么？是病毒，没错。就其自身而言，它没有道德上的职责。但这绝对不只是病毒。一些人相信这是上帝将我们带向意义的方式，另一些人认为这是中国要统治世界的阴谋。

无论它是什么，新冠病毒都使盛气凌人者屈膝，以任何其它力量不可能做到的方式叫停了这个世界。我们的头脑还在前后竞速，渴望回归到“正常”，试图将我们的未来与过去缝合起来，拒绝承认这种断裂。但是断裂已经发生。在可怕的绝望之中，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重新思考我们亲手为自己制造的末日机器。没有什么比回归正常更糟糕的了。

从历史上看，大瘟疫迫使人类与过去决裂，想象一个重新开始的世界。这一场流行病也不例外。它是一个传送门（portal），一个连接这个世界和下一个世界的门户（gateway）。

我们可以选择拖着那具残骸从传送门通过，残骸中装着我们傲慢、仇恨、贪婪，数据库和沉闷思想，枯萎的河流和污浊的天空。或者我们也可以卸下包袱，轻盈地走过去，准备去想象另一个世界，并准备为它而战斗。 

（感谢刘健芝老师，促成本文的授权和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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